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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消费发展研讨会综述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23-09-07

中国式现代化与消费发展研讨会综述

张恩碧 徐笭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2年10月29日,中国式现代化与消费发展主题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从消费与民生的角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本次会议由(中国)消费经济学会、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杂志社联合主办,《财经科学》杂志社、四川省居民消费研究会协办,受到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和优秀社团奖励补助项目资助。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卓志教授、(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杨继瑞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会议采取线下现场会议、线上腾讯会议相结合方式,50余名专家学者等现场参加研讨会,另有专家学者300多人次在腾讯会议上共同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15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工商大学、湘潭大学、云南大学等的重量级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研讨会主题“中国式现代化与消费发展”,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精辟发言和深入交流,着重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消费生活现代化,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新消费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发展,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研讨会专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我国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消费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贡献了新智慧,提供了新思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消费生活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那么,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式消费生活现代化具有什么特征,发展前景怎样?

关于中国现代化消费的特征。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王裕国教授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实现中国消费生活现代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消费生活为目标,推进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中国现代化消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消费同中国式现代化一样既有世界各国人民消费生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从全面小康迈向富裕生活的消费,是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消费,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文明消费,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消费,是维护发展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消费。实现中国现代化消费生活,一是需要全方位透视与把握中国居民消费生活方式变迁的沿革,以及外国生活方式对中国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消费的中国特色及实现机制;二是深入探索现阶段提高全面小康消费生活品质的途径及其政策措施,这是巩固和发展全面小康社会成果,接续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课题。

关于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协调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唐未兵教授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为了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只有大力促进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扩大消费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必须重构我国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并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路。再次,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作出消费的新贡献。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消费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夏长杰研究员指出,激励消费需求,优化消费结构,培育消费新业态和新领域,尤其是加快发展低碳绿色消费,既是促进绿色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又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稳定经济增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发展绿色消费面临不小的挑战:一是收入因素制约;二是价格因素的制约;三是供需错配的制约。要解决这些挑战,需从四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完善绿色产业政策体系,健全低碳绿色消费核算体系。二是推行低碳绿色消费激励政策,政府通过推广积分制度和消费者采购补贴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低碳环保产品,提高消费者购买低碳环保产品的积极性。三是建立低碳绿色消费税制,低碳绿色消费税制不仅针对企业也针对个人。四是以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绿色低碳化转型,加快绿色低碳项目的科研创新成果向市场化商业化转化,鼓励企业清洁化生产和废弃资源循环化,淘汰落后产能。

云南教授文传浩教授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事关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我国已初步走出了一条立体的全方位的全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该路径包括:一是思想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二是理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全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三是规划统筹;四是“五域”实践路径。

关于美好诗意发展前景的基本特征。西南财经大学张恩碧教授指出,从消费与民生的角度看,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充满诗情画意、催人奋发向上的美好发展前景,具有六大基本特征:走向美好生活的发展前景,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前景,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前景,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前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前景。张恩碧教授还朗诵了本人创作的两首古典诗词《满江红·讴歌二十大》《七律·讴歌二十大》,热情讴歌颂赞党的二十大描绘的美好发展前景,抒发喜悦之情、期盼之心、奋发之志。

二、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新消费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那么,如何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加快线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促进新消费发展?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广东金融学院易行健教授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消费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共享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应: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居民消费不平等程度;第二,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降低家庭收入不确定性、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及拓展居民社会网络等渠道,有效缓解居民消费不平等;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区域更为显著,且在金融素养较低和数字鸿沟较大的居民家庭中更为明显。引导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是促使我国实现共享发展(促进消费平等)与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途径。

西南政法大学余劲松教授指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对产业资源的重新配置,开启了对传统商业模式的裂变式改造,消费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持续涌现。我国目前消费发展具有五个特征:一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宏观经济“加速器”“稳定器”作用愈发凸显。二是线上消费迅猛发展,消费模式转换迅速,数字技术快速、广泛渗透消费场景。三是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更加追求个性化,更注重品牌,追求消费的便捷性,消费的个性化、碎片化、多样化,超前消费与消费非理性。四是供需信息不对称矛盾扩大,存在低质量供给和供给黑箱。五是90后渐成消费主力。推动我国消费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加强对数字经济平台(包括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治理。二是持续性推动供给侧改革,提高产品供给质量。三是加强对理性消费观念的教育。

关于新消费发展。西南财经大学毛中根教授指出,新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新增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同时新消费重视消费者体验的满足,是提升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键。新消费发展倒逼产业升级重构,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新消费发展是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的必然选择。促进新消费发展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的政策取向:一是拓展新消费空间,深挖新消费增长潜力,包括培育新消费主体,推动新消费市场下沉,塑造虚拟消费场景和消费空间。二是完善新消费环境,提升新消费体验,主要包括优化完善新消费体系和优化新消费设施。三是提升新消费供给能力,推动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必须重视新兴产业和新消费适配的问题,形成供需相互引领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北京工商大学洪涛教授指出,我国进入消费的一个新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消费模式,兴趣消费(Interest consumption)就是其中之一,即根据消费者的兴趣来提供消费者需要的消费。随着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强,我国未来将逐步进入“兴趣消费模式”,消费升级将具有“美好+品质”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层次、多规格、多品类、多样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环保可持续、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等。在此过程中,兴趣消费居主导地位、核心地位,贯穿于整个新型消费的全品类、全过程、全渠道、全流程。消费的数字化发展方向是兴趣消费的多样化,包括兴趣消费客体(商品)、兴趣消费主体、兴趣消费渠道、兴趣消费工具、兴趣消费理念、兴趣消费环境以及兴趣消费风险治理的数字化。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那么,如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全面促进农村消费的发展?

关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西南财经大学李萍教授指出,新时代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于发挥农村集体经济保护农民财产权益、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不可替代的制度基础及其制度优势具有重要作用。深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规律性、目的性特质并以此为根本学理依循,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的实践提出的新的基础理论重大课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旨:一是明确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成员资格界定、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权能;二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重塑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农民财产合作和劳动合作基础上的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利益共享;三是改革指向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必须坚持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以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农民共同富裕。

关于激发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西南财经大学杨继瑞教授指出,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是扩大内需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如何激发农村消费潜力?一是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应加快构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城镇居民。要高度重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继续重视包括农业经营收入在内的经营性收入增长,挖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空间。二是提升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包括稳步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教育保障水平和养老保障水平。三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农村流通体系、畅通消费渠道、改善消费环境,让农村居民便于消费、乐于消费。四是打造农村消费新场景,加快发展定制消费、体验消费、场景消费。五是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将县域作为扩大农村消费的增长点。六是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包括设施升级、商品服务升级、模式升级、监管升级。

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党的二十大工作报告強调,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关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湖南工商大学柳思维教授指出,在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中,加快超大规模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需要,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也是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加快我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消费市场需求规模优化消费市场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市场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市场网络空间结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消费市场物流供应链体系,进一步实施数字技术赋能消费市场业态创新,进一步完善消费市场环境,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高水平开放。

湘潭大学韩雷教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演变,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但是消费率低是相对值的低,在同时段,中国居民消费的绝对值在长期内快速增长,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低。中国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不稳定,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短期内不能有效提高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的提高更多依赖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但可能更多的是结果。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须把需求侧的改革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高水平上有机结合起来,适当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调节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陈彦斌教授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中国宏观调控比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内涵要更为丰富,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不仅包含对短期经济波动的逆周期调节,而且还包含对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节与优化。近年来,中国更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之上、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范畴,进一步拓展了宏观政策的广度与深度。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局限,与西方宏观调控体系存在显著区别,在调控目标、调控工具、调控方式与调控机制等方面呈现中国独有的特点。改革中国特色宏观调控需要坚持两大原则:一是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二是通过构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来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一般性”。

关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西南财经大学邹红教授指出,“双循环”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必然要求和关键路径,但是目前“双循环”面临诸多问题。一是供需内生动力不足,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包括内需不稳、内需乏力、产业链不完全、供给链不合理。二是内循环存在诸多堵点,包括投资结构不合理、地方保护和制度壁垒、市场分割。三是外循环受阻,包括逆全球化加剧、对外贸易出现区域化态势、外贸依赖性仍然较强。针对这些问题,增强内循环可靠性的实践路径: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内循环动力。二是优化需求侧管理,夯实内循环基础。三是强化制度供给,构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外联动体系。

(张恩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教授,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党支部书记。徐笭淞,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